厲以寧教授發言

和訊商學院消息 4月21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對外公布了《林下經濟與低碳發展戰略調研報告》的調研成果。發展林下經濟，是解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林地確權到戶后，滿足農民實現增收致富需要，實現林區生態保護的成功實踐。

厲以寧教授指出，林下經濟發展對實現低碳可持續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指出林下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林區農民增收致富，帶動林區小城鎮建設，是一種很好的模式，值得總結借鑒。同時，厲以寧教授還強調現在國企和民企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并引用《水滸傳》林沖發配的片段，形象的說明了當今中國企業的束縛。如何擺脫戴在企業脖子上的枷鎖，是未來企業發展的關鍵。

以下是厲以寧教授的發言實錄：

我曾經講過，新世紀以后中國“改革的第一聲春雷”就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因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有三個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把農民的心安定下來。以前，農民老覺得長久不變，但究竟多長，他們老是問我們。第二，林地可以抵押。今天，農村除了實驗區以外土地抵押還沒成為事實，但是林區可以這么做。第三，就是它樹立了這么一個樣板——林權直接落實到農戶。林權發給誰，落實到誰，當初有很多討論，在光華學院就開過一次討論會。因為林地和耕地不一樣，一個人可以承包上千畝林地，承包幾百畝林地很常見。林地是應該承包到鄉、承包到村、還是承包到林業合作社？集體林改是一桿子插到底，承包到戶。只有承包到戶，群眾的積極性才真正起來了。確權以后林權證發到戶，這很了不起，所以應該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義非常深遠。

當前我們中國主要的改革是什么，最關鍵的問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為這是關系到全局的問題，不然就會像拉丁美洲國家，或者像東南亞某些國家一樣長期陷入社會不穩定的狀態。林權制度改革給我們一個啟發。啟發在哪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大的問題是初次分配改革，而絕不能把重點放在二次分配改革。這是我個人意見。不能讓財政部主持初次分配改革，因為財政部只管二次分配，很多問題不是財政部能夠決定的。初次分配改革改什么？要效率和公平并重。下面舉四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在當前中國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因為農民（包括林農）長期沒有財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農民（包括林農）沒有財產收入公平嗎？城里人的土地是國有的，他的房子有房產權，農民自己蓋的干嘛沒有？第二個例子，初次分配中受雇的一方和雇主一方地位是不平等的，受雇的是單個農民，而雇傭者是大企業，所以這兩者就不平等。他可以把你工資降得很低，可以欠你工資不給。西方國家也有這個問題，但他們有工會組織。工資拖延不給，工會來替你說話。你在中國見過嗎？有工會替農民工討要拖欠的工資嗎？這是不平等的。再舉個例子，農民、林農、牧民作為農、林、牧產品的銷售者是單個。采購商是大公司、大超市，他們對付那些采購商，又是地位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怎么辦？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也有，但那里有農民協會。經常看到報道，在法國，農民協會遇到價格不合理的情況，它會號召農民拿拖拉機把公路堵了。這雖然不對，但是畢竟他們有這個力量；中國沒有。中國土改以后就沒有農會了。人民公社已取消，土地已承包，農民總得有個組織替他們說話吧！農村可以辦合作社，然后學國外經驗進行合作社聯社、合作社協會。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可以集體和采購商談判。第四，就是教育經費人均是不一樣的。城市遠遠高于農村。農村的學校，哪怕是義務教育都有這種情況。農村的學校教師差、設備差、教學質量也低。所以現在高中生的比例中，農村來的越來越少，讀大學的比例中，農村更少。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民的孩子只能夠去從事簡單勞動力。所以說，我們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初次收入分配。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首先在于怎么樣讓社會城鄉保障的一體化。國外發達國家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來補充”，把收入差距縮小。中國是一次分配有缺點，二次分配反而擴大了差距。例如社保就不一樣。城里的職工公費醫療，農民工是合作醫療。合作醫療自己仍要交錢的。還有教育經費分配也不平等，等等，這些都要改革。

現在中國考慮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經濟低碳化。現在，人們對環保的看法和20年前不一樣了。20年前討論環保主要是不讓有毒的氣體排放、有毒的水流入江湖。現在是不管有毒沒毒，違背低碳標準就不行。二氧化碳沒毒，但還得減排；不減排就不行，其他國家將來都抵制你。所以現在就出現了五個新概念：第一是“綠色增長”，我們談經濟增長是綠色經濟增長；第二是“綠色就業”，要擴大就業，但必須是綠色就業；第三，發展外貿，但必須是“綠色外貿”；第四，人民致富應是“綠色致富”；第五就是“綠色城鎮化”。當前，在低碳形勢下，這些概念都出現了，大家應該認識到發展林下經濟對這五個方面的綠色都有好處。

1.“綠色增長”。林業的發展是經濟增長。造林越多，將來能夠在造林的基礎上使得中國木材的存量越多。林下經濟也是一樣。林下經濟生產出來的各種產品都是增加GDP的，都是綠色的。

2.“綠色就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沖擊以后，我當時在兩個省考察，一是廣東，另一是貴州。我在廣東見到農民都返鄉了，后來經濟恢復了，但農民工不回廣東了。到貴州一看，果然如此。回鄉農民工說，工作何必在城里找，家鄉已經“包山到戶”了，可以就業、創業。所以他們不但自己回貴州了，還把廣東一些地方的農民帶到貴州家鄉去干。結果，農民工回鄉還帶來了外鄉人。他們植樹造林，發展林下經濟，這種就業就是“綠色就業”。

3.“綠色外貿”。不是什么東西都能出口的。高耗能的、造成環境污染的就不能出口。而且，進口產品也要調整。帶污染的、影響我們環境的、影響我們整個生態的，不準進口。所以外貿要走綠色外貿之路。

4.“綠色致富”，包括飼養業、林下經濟。不能夠再發展有污染的鄉鎮企業，不要造成環境污染。即使目前可以賺錢，將來怎么辦？

5.“綠色城鎮化”。有些地方，當前城鎮化的做法可能要出問題。這次開兩會的時候，國外記者問了我一個問題，說“你最擔心什么”。我說最擔心金融。為什么最擔心金融，因為現在城鎮化不是按照“人的城鎮化”來發展，而是把城鎮化看成一個大肆開發的機會，趁這個機會大圈地、大蓋樓。如果這樣的話，地方債務將來怎么還？銀行首當其沖，商業銀行將來會有壞賬的問題；最受累的是地方的銀行，如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都會出現這個問題。銀行虧了，國家不幫就沒辦法，資金鏈一斷，牽涉面就大了。中國可能存在這個問題。所以說，我們搞城鎮化，尤其林區的城鎮化要注意這些問題。林區的城鎮化可以這樣進行。在林區，農民經營林業，林下經濟的存款將來是穩當的，而且林區的建設中，林區小城鎮建設都是在林業新村的基礎上慢慢增長起來的。所以說，我們要認識到一些林區城鎮化經驗值得總結。中國一定要防止不以人為本的，光搞大興土木、講排場的城鎮化。穩步推進城鎮化，當然要快速，但路要走得穩妥，要走循環經濟道路，要公共服務到位，要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戶口問題的解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當前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這也是當前關系全局的改革之一。全國政協2013年4月17號下午，召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和以往的討論座談會不一樣，這個座談會主題是改善企業環境。我主持會。這是第一次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放在一起開會。以前，各開各的會：兩邊各有意見，你指責我，我也指責你，一個說國退民進，一個說國進民退，都有材料，都搬出材料。這一次座談會就不一樣。大家都以“雙贏”為目標開會討論，以協商為基調。會上提了很多意見供中央做參考。比如說要排除“血統論”。只要不管國有出身、還是民營出身，行業準入就難了。民營企業公開競爭時要受限制。不少人建議，國有企業除了國家百分之百控股的以外，現在大部分國企都已經是上市公司了。既然是上市公司，就不要叫國企，一律就叫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一樣，上市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別問出身。不少人還提出國企、民企完全可以在重組過程中變成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企業，也可以上市。上市公司則必須是股份制企業。所以中國企業今后就分兩類，一類叫股份制企業，一類叫非股份制企業。既然如此，就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股份制企業，是上市公司，一律由法人治理結構來管理，不要由國資委直接管理。國資委可以控股，但只管控股、派董事進去參加董事會；但是公司形式是上市公司，應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

不論國企、民企，大家的共同問題是什么？就是政府不要把企業管得死死的。就和《水滸傳》林沖發配一樣。林沖發配，路上經過柴大官人的莊上。里面有個教頭。這個教頭瞧不起人，硬要林沖同他比武。林沖不愿意和他比，他就罵罵咧咧。主人柴進看不過去了，悄悄對林沖說：這位教頭最近才到我莊上來。后來林沖和他比了。打了兩個回合，林沖就不打了。為什么？因為林沖帶著枷鎖。后來，柴進幫忙把他的枷解開。林沖幾下就把那個教頭打翻在地。至今，我們的國企、民企都帶了枷鎖，怎么施展武藝？所以我們上市公司都應按法人治理結構來治理。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企業（無論國企、民企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都有自主權。這樣，它們解脫了戴在脖子上的枷鎖，就能顯出本事了。

國有林場的改革，就像以前我長期搞鐵路改革一樣。八十年代后期以來，我一直為鐵路管理部門做研究，我當時就指出，政企一定要分開。路是路，局是局；路是按公司化進行改革，局是行政管理部門。現在來看，鐵路改革改了十來年，最后還是走政企分開的路。廣深鐵路(601333,股吧)不是經營得挺好嗎？鐵路政企分開是可行的。

國有林場之所以難改也是政企不分的問題。政企不分，國有林場受到很多限制。是企業，就按照企業的方式運作。特殊的企業也是這樣。因為國營林區有很多生態林，這種情況下同樣可以發展林下經濟。國營林場，既可以改為一場兩制，又可以改為森林工業公司經營，還可以與國家風景區結合在一起進行管理。總之，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但發展林下經濟對各種形式的國有林場都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