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眠在撒拉納克湖畔的特魯多醫生的墓碑上刻著一句話：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醫生是人，不是神，古今中外，沒有一個醫生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治愈所有患者。雖然如此，絕大多數醫生都在追求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以期治愈更多患者。但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當遇到極其復雜疑難病癥之時，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與風險相伴，在這種時刻，醫生最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

十幾年前，昆明的一位同道陪我去云南的德宏州——一個很偏僻的少數民族自治州旅游。事先我們聯系到了當地醫院的一個骨科主任，請他幫我們安排在當地的行程。但當我抵達德宏時，他正在忙著準備上一臺截肢手術。

那時候我在云南的同行中已經有一些名氣了，因為那個即將被截肢的病人是這個骨科主任的親戚，所以他在最后時刻想到了我，想看看我有沒有辦法幫助他的親戚把腳保住。

他當時很無奈地對我說：“郭教授，我們是實在沒辦法了，不截肢，傷口就長不上，一直換藥的話農民家庭也承受不起。可如果截了，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勞動了。您能不能給會診一下，看有沒有可能把他的腳保下來。”

我原本是要去旅游的，他這么一提，出于醫生的責任心，我說那去看看。

患者是當地的一個農民，30多歲，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因為一起車禍，車輪從他的腳背上碾了過去，一只腳背上所有的皮肉全沒了，骨頭外露。按照當地醫院的技術水平，要想避免繼發感染，保住患者的命，這只腳只能截掉。

這個患者的情況，對于我來說其實并不算很復雜，如果是在西安我原先工作的醫院，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保住這只腳。

但這是一個地處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醫院，醫療條件特別差，手術必要的軟硬件條件都沒有，我對于要不要做這個手術非常猶豫。而患者家屬知道我有可能幫忙把腳保住，非常激動，再三提出讓我來試一試，他們表示做不成功再截肢也不遲。

對于我來說，我是來旅游的，并不是這里的醫生，這個患者也不在我的責任范圍，我完全可以拒絕。更何況在這種就醫環境下，做這個手術是要冒險的。可是，我深知一只腳對于一個農民和他的家庭來說有多么重要。

這個手術的方法是從患者背上取一塊帶血管的皮膚和皮下組織(醫學上叫游離皮瓣)，轉移到腳上，將腳背的傷口補起來，方法已經很成熟，我平時做這樣的手術把握也比較大。但是做這個手術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需要顯微鏡。這屬于顯微外科，因為血管只有一兩個毫米，我必須把血管吻合、接通。第二，我需要一個助手，顯微外科手術一個人做是很難的，而且對于醫生的技術要求很高，需要特別穩的操作，手稍微一動，在顯微鏡下就已經偏移很遠了。這類似于在米粒上雕字的技術，雖然我可以控制很好，但如果助手的線牽不好，手術也是沒法做的。

這個骨科主任當時就對我說：“教授，這個容易，我這兒有一個醫生在上海進修過，上過一些斷指再植的手術，可以當您的助手。”

我說好，人的問題解決了，再去看顯微鏡。

我看到的顯微鏡，上面全是灰塵，銹跡斑斑。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顯微鏡不是整形外科用的，而是眼科用的。如果助手和我同臺手術的話，我們需要對面操作，需要的是180度的顯微鏡，助手牽拉，我縫血管。但這個顯微鏡的主刀與助手鏡頭是90度，無法實現兩人同步操作。而最讓我感到絕望的是鏡頭下的視野很模糊，這是一臺老掉牙的國產眼科用顯微鏡。

看到這個顯微鏡的一瞬間，我就明確地知道，如果我要做這個手術，意味著沒有助手，“孤軍奮戰”，并且是用最差的顯微鏡做手術。

手術的器械也非常差，很大一部分都經久未用，生了銹，而且是從其他科室東拼西湊湊來的。

沒有助手，眼科的一臺老舊的顯微鏡，器械很差，就是我當時面臨的狀況。

我當時在想：這不就像是戰地醫院嗎，我的身份就是軍醫，現在是在戰場上，就只有這個條件。這只腳已經準備截了，家屬也簽字同意了，雖然手術條件差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如果我成功了，把他的腳給救回來，這該多好!

抱著這樣的念頭，我上了手術臺。

背上取皮瓣對于我來說是輕車熟路，很容易，取了皮瓣之后，我就自己一個人開始縫血管，一條動脈兩條靜脈，一共三條血管，每條血管要縫合十余針，要把一個多毫米的血管都縫通皮瓣才能成活。一個人在一臺破舊的顯微鏡下操作，手術器械又不順手，那種感覺真是糟糕透頂了。好在術前家屬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讓我“死馬當活馬醫”，并在病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對我的無限期望。帶著這樣復雜的心情，手術竟然做成功了，我用了大半天的時間在這個偏僻的衛生院里救了一個人的一只腳。

患者的家屬非常高興，骨科主任也很激動，因為這個自治州還從沒有開展過這種手術，等于說因為我的這次“旅游”，這個州有了第一臺成功的顯微外科手術。

我走的時候，骨科主任給我寫了封感謝信，他后來拿著這臺手術的案例在州上報了一個科技進步獎。

我決定做這臺手術，是出于醫生的一種天然的責任心。遇到這種情況，就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去幫患者一把。對我來說，這其實是舉手之勞，五六個小時，我可以出去看風景，我也可以把時間用在手術室里。但我的一個簡單選擇，卻能給患者以及其家庭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責任心之外，另外一個讓我義無反顧去做這臺手術的原因，是患者及家屬對我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

雖然我平時做顯微外科血管接通的比率在97%~98%左右，在世界上已經算很高的了，但因為當時條件很惡劣，做這個手術之前，失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患者家屬當時的態度是：“醫生你盡最大努力去救一救，就算失敗了，我們也不怪您。最壞的結果就是截肢，我們本來已經準備截了。”

這才是我輕松上陣，放手一搏的最大精神支持。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醫生站在手術臺前有100%的把握，我也做不到。

從業30多年，做了數萬例的整形外科手術，我在耳再造領域的技術和經驗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數得上的。偶爾也會有小耳患者的家長問我：“郭教授，你能不能保證手術100%成功?”這時就把我逼到了墻角，我說：“我沒有辦法保證，我是人，不是神，你可以做出選擇。”

我希望患者明白的是，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醫院里醫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依然沒能把病人成功救回的事情很常見。但是如果醫生不努力，那么患者只能是去面對最壞的結果。

社會要對醫生有更加寬容的態度，要相信醫生們是在努力地救死扶傷。《希波克拉底誓言》里告誡醫生，要有道德、對病人要有人文關懷。但說到底這一切完全是醫生發自內心，自主來決定的。

面對一臺疑難復雜手術，所有的決定權在于醫生自己，醫生可以拒絕，也可以選擇拼盡全力去搏一把。醫生的勇氣，除了來自于對醫術的自信，更多的是來源于患者的信任和支持。對于我來說，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對疑難復雜手術之時，正是患者的信任支撐著我選擇了勇敢地往前走。

郭樹忠 亞洲換臉術成功手術第一人

現任聯合麗格第一醫療美容醫院常務副院長

畢業于第四軍醫大學，先后獲整形外科碩士和博士學位，曾留學美國2年，做博士后和訪問學者。曾任西京醫院全軍整外研究所所長、西京整形醫院院長。

郭樹忠教授從事整形外科30多年，在耳再造、鼻再造、生殖器官再造方面有極其深厚的造詣，主刀完成了亞洲首例、國際第二例“換臉術”，其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重要學術刊物《柳葉刀》上，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并被評為國內十大醫藥新聞。他受邀曾在二十多個國際會議上做大會報告，并有美國、日本、巴西、新加坡、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整形外科醫生專程來觀摩其耳再造手術。他主刀完成過多例疑難復雜手術，央視進行過廣泛報道。

坐落于首都北京CBD核心區的聯合麗格第一醫療美容醫院，是由曹誼林教授和郭樹忠教授領銜的醫美夢之隊整形醫生集團，攜手聯合麗格醫療美容投資連鎖有限公司于2017年創立的一家定位于修復重建與美容相結合的高端整形美容專科醫院。

醫院專家教授云集，技術力量雄厚，擁有曹誼林和郭樹忠兩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及多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教授，技術力量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并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醫院面積近萬平米，下轄多個專科技術中心，配置一流的醫療設備，可以開展包括眼整形美容、鼻整形美容、耳再造整形、疤痕整形、創傷美容修復、創面修復、皮膚腫瘤與色素痣修復、顱頜面整形、乳房整形美容、生殖器整形美容、手足整形、四肢整形、體型美容、面部年輕化、植發養發、注射美容、光電美容、皮膚美容等各種整形美容手術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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