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跨國藥企行賄事件日益關注，且關注點逐漸從深度和細節轉移到廣度和規模上。有消息稱，繼葛蘭素史克四高管被刑拘后，阿斯利康、賽諾菲、禮來等巨頭也遭到了有關部門的“光臨”。一場更大的風暴似將臨近。

今年6月底，網上傳言，葛蘭素史克京、滬兩地的辦公室被查。迅即外媒報道稱，該公司高級財務經理被帶走。這立刻引起了震動。作為全球排名第六的藥企，葛蘭素史克在中國一直是“高富帥”的代表，影響力甚大。7月11日，公安部發布聲明確認，該公司涉嫌嚴重商業賄賂和涉稅犯罪，部分人員已遭刑事強制措施，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辦。隨后，媒體即展開大規模的起底報道。

盡管人們對醫藥領域的腐敗早有心理準備，但是當事實擺在眼前仍不免驚詫：高回扣——最高可達藥價的50%;性賄賂——醫生找小姐都可報銷;學術拉攏——幫助發論文、謀取學術地位……按照醫生各自的喜好和需求，葛蘭素史克準備了相應的“大禮”。該公司甚至宣稱，“只有不努力的銷售，沒有搞不定的醫生”。

這些信息極大刺激了人們的神經。它和跨國藥企一貫宣稱的“為人類健康而努力”的高大形象如此沖突以至于顯得有些荒誕。“這種完全以利潤為唯一目標的追求，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足以證明他們已經將自己降格到多么低的地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或許得到了利潤，但是也搭上了自己的榮譽。”有批評如是說。

危害當然不止于制藥業和醫生的名聲敗壞。正如許多報道已經指出的那樣，藥企和醫生的甜蜜關系釀下的是一杯難以下咽的苦酒，卻由無辜的患者喝了下去。數據表明，這種黑金成本將藥價推高了兩成以上。它很好地說明了國家衛生總費用連年上漲、居高不下的原因。

“醫改3年，中國向醫療領域投入超過1萬億元。可是，醫藥的合謀部分地消解了這筆資金的效力。從藥的一端看，這種合謀體現在企業各種灰色、黑色的營銷上;從醫的一端看，這種合謀體現在遭人痛恨的大處方、大檢查上。事實上，中央政府也意識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打破這種合謀，控制費用的增長，財政將很快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有專家分析。

同時，當醫生的處方筆只跟著金錢走，凈開些“吃不死、治不好、價格高、回扣多”的藥，那么醫療這項技術本身也勢必趨于凋零。因為醫療技術是為治療人類的疾病而生的。很難想象，不以患者病情驅動的醫療技術還會有什么進步。

另外，作為行業領導者，藥企巨頭的這種行為不僅讓自己喪失了創新的激情——創新是艱苦的，如果靠行賄就可以得到，何必費力氣搞創新——也蠶食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扼殺了整個行業的生命與活力。這種損失也是難以估量的。沒有哪個行業比制藥業更需要創新。

問題是，何以至此?

一種解釋是“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有人認為，葛蘭素史克這樣的跨國藥企在其他國家都是“好學生”，進了中國卻成了“壞小子”，歸根結底，是中國商業的“土壤”和“氣候”問題。他們只是被動地入鄉隨俗而已。

這種說法遭到各方猛烈批判。它的前提——跨國藥企本是“好學生”——根本就不存在。有評論馬上就把葛蘭素史克、輝瑞、禮來、強生在世界各國犯的事兒全都端了出來，然后問道：“這哪有好學生的樣子?”

不過，無論“橘枳論”的前提是否存在，它關于反思中國自身毛病的推論卻是有益的。畢竟誰也無法消滅企業心中那個“私”字，是主動還是被動實難說清。糾結于此，也于事無補。

有研究者分析，中國醫藥合謀之所以如此嚴重，在于兩個方向上的失控：一方面，對于藥企的營銷行為，中國的法規和執法都曾有所不及。這種不及清晰地表現在，當美國政府因為藥企在中國“犯事”而施以重罰時，受害地中國卻毫無反應，竟然聽之任之;另一方面，對于醫生的處方權，大多數的規制都成了一紙空文，患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其不構成有效的制約。這造成了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患者進行掠奪。

再者，中國醫療服務價格人為被壓低導致醫生的明面收入甚少。當金錢、享受和恭維在前，理想的豐滿和現實的骨感使得他們很難有底氣去抵御這些誘惑。何況，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也無法不在他們心靈上形成影響。這一切都導致他們迅速地屈從。當內心的防線也被輕易放棄，內外約束性力量全都淹沒在欲望的洪流之中，那么處方筆淪為賺錢工具成為必然。這正是葛蘭素史克“沒有搞不定的醫生”信心的由來。

面對醫藥合謀，一些成功的經驗表明，需要“雙管齊下”破解之。對于藥企的違法違規行為必須明察秋毫，且重典應之，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許多建議者稱，在這點上中國需要效仿美國，提高企業的違法成本，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罰三五兩銀子就了事，要讓違法者和潛在違法者感到法律的不可玩弄。這正是人們對當前形勢的期待。人們希望政府借葛蘭素史克行賄事件，對醫藥領域進行正本清源的行動，激濁揚清，革除積弊，萬不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另外一“管”則是對醫生的濫權行為給予制止。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這一法則在醫藥領域也不會例外。因此，在尊重醫生的勞動價值(醫生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緩)和專業性的前提下，對醫生的處方權施以有效的監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探索。比如對醫生處方的統計和公開化即可起到相當的效果。同時，重新構筑醫患關系的權力框架，賦予患者保護自身權利更多的辦法，都可平衡其中的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