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食品追溯體系，路漫漫其修遠兮。

這是一場重拾信心之戰。

2013年5月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工業司在京召開食品藥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會。根據此次會議上的規劃，一向以“質量問題大戶”形象出現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將在2013年內成為實時可追溯產品。

被此次會議劃入食品質量升級進行時之中的還有白酒行業，貴州茅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茅臺”）和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五糧液”）這兩個中國白酒營業額百億元俱樂部的成員，與蒙牛乳業（集團）有限公司、完達山乳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道成為了首批食品藥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建設試點企業。

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一時之間似乎成為了提升中國食品質量、贏回消費者信心的法寶。但實際上，中國在食品質量追溯體系建設上剛剛有半只腳邁進了門檻。

1997年，由于“瘋牛病”風波，歐盟已經啟動了食品安全溯源體系，時至今日，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溯源體系，其中不乏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食品安全水準較高的國家。

盡管早在本世紀初，國家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鼓勵食品企業實施農產品安全可追溯體制的規定，并以2008年奧運會為契機，讓我國食品追溯體系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比起國外先進水平，我們還只是剛剛摸到門道。

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對記者表示，國外食品安全追溯體系的建設起步較早，他們食品安全追溯體系的基礎很好。盡管目前國家加強了對食品藥品安全追溯體系的建設，但是國家對食品行業的監管手段和技術的措施還不是很有效，重視程度仍舊不夠。

而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馮力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食品追溯體系與國外食品追溯體系相比，最重要的差距就是與法制體系的關系。”

完善的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無疑將讓中國食品業內人士手中多了幾張好牌，現在他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這些好牌拿到手中，以及該如何出牌以發揮出最大效力？

體系建設進行時

5月31日下午，記者來到了位于呼和浩特東南方向兩個小時車程的和林格爾蒙牛生產基地。這里是歐世蒙牛乳制品有限公司（下稱歐世蒙牛）所在地，目前蒙牛所有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均在此生產。

這天早些時候，記者從北京某超市內購買了一盒名為“超金佳智”的幼兒配方奶粉，盒子背面上印著一個二維碼標識，而在盒子的底部還有一個二維碼的溯源碼號。

記者用手機軟件將二維碼進行掃描，很快手機上便出現了一個歐世蒙牛產品的系統追溯界面。通過輸入溯源碼號，便進入了產品系統追溯界面。在這個界面上，記者看到了該產品的奶源信息和追溯檢驗報告。

在該產品的奶源信息里，分別有對牧場、奶牛以及牧場地址、飼養方式的介紹。通過信息查詢，記者了解到，該產品的奶源來自于丹麥的格靈斯泰茲鎮得霍依旺農場，這個農場共飼養了450頭奶牛，農場負責人通過現代化的飼養方式飼養奶牛。

而該產品的追溯檢驗信息則是一份放心乳粉檢驗報告。此報告的檢驗單位是歐世蒙牛，監督單位為內蒙古自治區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此報告中，有產品名稱、生產日期、規格型號、生產批次、生產企業、檢驗依據、報告人、審批人、檢驗人等信息。除此之外，這份報告還詳細地介紹了該產品的檢測項目，一共有60項項目檢測信息，最后的檢驗結果為，該產品為合格產品。

此次前往和林格爾蒙牛生產基地，記者意在確保產品追溯信息的可信度和了解該產品在整個產業鏈的生產情況。

在歐世蒙牛辦公中心的二樓會議室里，丹麥國籍的蒙牛奶粉事業部生產總監萊福·哈曼介紹，一盒奶粉的生產，首先要經過選取原輔料環節。在原料和輔料入廠時，公司方面會通過采樣、檢測等方式檢查原料是否符合質量要求，之后把相關數據錄入系統。之后，當原輔料被生產為奶粉并完成包裝后，會進入庫房儲存7天以便進行全項檢測，而檢測信息經過出庫錄入后，產品將投放到市場終端。

為了進一步一探究竟，記者經過消毒并穿著全套隔離服進入了歐世蒙牛奶粉的分裝車間。在這個車間內，每一盒印有二維碼的奶粉在流水線上經過追溯設備進行系統錄入后被裝箱并等待入庫檢驗。

記者注意到，追溯碼不僅出現在奶粉盒和奶粉罐上，甚至每箱奶粉的外箱上都有一個產品追溯碼。

根據歐世蒙牛的質量主管魏忠燕介紹，包裝車間與其他車間的生產環節環環相扣，歐世蒙牛每生產完一個產品就通過激光將產品追溯碼打到產品包裝上。而通過產品追溯碼，之前幾個生產環節的數據都可以看到。消費者可以通過這個碼查到產品的奶源是哪里來的，產品是在哪天、哪個班生產的以及產品的批次。

隨后，記者走出生產車間進入了產品庫房。記者看到一箱箱通過檢驗的奶粉擺放在物流托盤上，蒙牛員工用便攜設備把奶粉追溯碼和出貨信息錄入到了追溯系統中。在完成這一流程后，這些可追溯的奶粉將會被發往全國各地。

在蒙牛發力食品安全可溯源體系的同時，白酒廠商們也在謀求通過該體系重塑品牌信心。

五糧液已經推出了針對蘋果手機的溯源應用軟件。從2009年開始，五糧液在自己生產的20多款總量將近5億瓶中高端白酒的瓶身內，均置入了可以用于信息查詢的RFID標簽。通過可溯源查詢設備，消費者可以獲得包括該款酒品的凈含量、生產線、生產日期、物流碼等一系列信息。

5月31日，五糧液與上海酒類專賣管理局合作，在上海舉辦了五糧液及相關酒類產品溯源查詢設備的啟動儀式。此次，五糧液共準備了5臺溯源查詢設備，分別放置在上海市酒類專賣管理局、上海市酒類功能服務區（即上海市酒類檢測中心）、麥德龍、大潤發及食品一店等5個地方。

經過記者實地走訪幾家酒水專賣店，記者注意到，在五糧液的兩款中高檔產品新品五糧液和五糧液1618的酒瓶的瓶蓋及包裝上，均有RFID電子標簽。經過與專賣店店主協商，記者拿到了裝載五糧液酒的專用紙箱，記者發現，在箱子上也有可追溯的信息碼，并且箱碼與瓶碼互相關聯。

據了解，五糧液的可溯源系統是由其子集團公司四川省宜賓普什集團有限公司建設的。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五糧液的可追溯系統已有3次升級換代，并引進了美國3M公司的技術。隨著國家對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的大力推進，五糧液的可追溯體系也從以防偽為主逐漸發展為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產品質量信息。

從中國食品大型企業紛紛發力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中，可以看到國家和大型食品企業急于摘掉“質量問題大戶”的帽子，但完善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絕不是一個能夠一蹴而就的小事情。

挑戰與機遇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建一個體系是需要成本的，而目前只有少數的大企業有實力建設完善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而如果要建立一個全產業鏈的電子化追溯系統，則難度更大。

對食品行業的從業者而言，如茅臺、五糧液、蒙牛、完達山等大型公司是有實力支持食品的可追溯體系建設的，但是這畢竟只是行業內的少數，對于整個食品行業而言，還有更多的中小企業，他們可能難以支撐整個可追溯體系的建設。

北京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乳業高級分析師陳連芳認為，讓食品領域的小商小販付出高昂的成本建立一個食品可追溯系統，幾乎是不可能的。

據記者實地了解獲知，如果要建設全產業鏈的電子化追溯系統，那么企業的原輔料供應商都必須要有一整套的電子化錄入的設備和編碼設備。當供應商的原料、輔料運送到企業里后，企業也必須有一套設備，將產品進行入庫和錄入信息。當企業生產完產品后，其產品在進入終端市場前要進行噴碼，而這套噴碼的設備也必須跟前端設備兼容。等到了出庫環節，經銷商也必須要有一套相應的設備，將企業生產的產品做入庫記錄。而經銷商再將貨物發放到零售點時，同樣，零售點也必須要有一套相應的追溯設備進行產品的入庫和讀取。

在蒙牛助理副總裁王艷松看來，這樣的體系建設是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在他看來，如果真的要做到全產業鏈的追溯，就得進行全國整個網絡的布控，但這樣做的難度很大。

但如果一味讓大企業承擔體系建設，也并不利于食品行業全產業鏈的信息真正可追溯。

實際上，產品追溯體系在整個產業鏈上是一環扣一環的。以乳制品為例，它的產業鏈很長，而且覆蓋也很廣。蒙牛技術交流中心主任尹艷霞認為，如果僅僅從產品生產企業這個環節上去推動整個產業鏈上下游的追溯的話，可能還是會存在很多困難，對大型乳企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

資金并不是食品安全可追溯體系建設中唯一的難題，信息標準的不統一是眼下更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就食品可追溯體系而言，消費者與企業關心的方向可能會有所不同。消費者可能更關心的是產品的原料和輔料來源、生產過程、生產工藝、生產日期、產品質量以及檢驗項目等內容。

王艷松認為，要實現食品可追溯體系的電子化一定得達成一個共識。“有的人說消費者想看到這個內容，又有人說消費者想看到那個內容，但是應該讓消費者看到什么才能建立他們的信心呢？”

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信息的可靠性與準確度。可追溯體系是一個信息的集大成者，二維碼中有很多的信息，這些信息不是單方面采集的，需要多方配合而最終呈現。對此，陳連芳表達了他的擔憂：“這些原始的信息的可靠程度很難保證，可以人為地造假。舉例來說，一掃二維碼，你可以看見它里面的圖片，但是你能確定這個圖片是真的嗎？”

此外，對目前的很多消費者而言，可追溯系統可能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消費者對食品追溯體系的認知度普遍較低，目前國內可追溯體系的覆蓋范圍并不廣泛。那么如何通過可追溯系統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和權益？

面對如此多的難題，或許國外在可追溯體系建設上的經驗可以給予我們借鑒。

以中國的近鄰日本為例，在食品可追溯系統應用方面，日本不僅制定了相應的法規，而且其零售終端的大部分超市已經安裝了食品可追溯終端，供消費者查詢信息使用。在政府的推動下，日本從2001年起在肉牛生產供應體系中全面引入信息可追蹤系統，要求肉牛業實施強制性的零售點到農場的可追溯系統，系統允許消費者通過互聯網輸入包裝盒上的牛肉身份號碼，獲取他們所購買牛肉的原始生產信息。

而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所采取的方式或許更為強硬。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生物性恐怖主義法案》，將食品安全提高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提出“實行從農場到餐桌的風險管理”，國家對食品安全實行強制性管理。

對此，馮力更表示：“目前國內的食品可追溯體系與國外的可追溯體系比較重要的差距之一是與法制體系的關系。”馮力舉了一個例子，以HACCP食品安全管理體系為例，在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涉及食品安全的重要環節的生產記錄是可以作為法庭證據的，因此對生產記錄是有一定要求的，例如不得涂改，必須有責任人簽署等。這一切也是受到第三方（HACCP體系認證）監管的，所以不可能隨意記錄或篡改生產數據。

陳連芳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國家還要加強立法，政府相關的職能部門必須加強權限，加大對食品追溯體系造假企業以及對食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不作為企業的處罰力度。“食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必須要作為一個行業準入強制性條件，企業要想進入食品行業，就必須建立這個體系，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陳連芳說。

對于企業而言，要建立全產業鏈的電子化的食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食品生產企業就必須把追溯環節建立到產業鏈的上游，甚至是上游的上游，但是食品生產企業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

蒙牛奶粉事業部生產副總監王成保告訴記者：“我們現在只能選擇和有追溯體系基礎的廠家合作。”王成保的希望是，在食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建設過程中的下一步，國家能夠要求整個產業鏈上的但凡與食品行業相關聯的廠商都要建立這個可追溯體系和相應的淘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