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6日,北京市宣武門西大街26號門口悄然掛出新成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牌匾,這一天,首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成了打理7萬億元國有資產的“超級大老板”。
然而,李榮融受命之時,大多數人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外表光鮮的苦差事。債臺高筑、包袱沉重、死氣沉沉當時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
李榮融自己也承認,“當時面臨的挑戰是公認的”。很多人不看好國資委,甚至一些人不愿意從其他部委調到國資委工作。
國資委成立之初,面對國企經營之難,在“管好國企”與“賣掉國企”之間,李榮融選擇了前者。李榮融甫一上任,便對189家央企啟動了調研,出臺了《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自此,依法監督管理國有資產邁出了重大步伐,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開始建立。
李榮融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他試圖用央企近年來的飛速崛起來證明:國企未必是天生的效率低下,只要加強監管,建立起“按照企業規律辦事”正確的運行機制,國企一樣非常能賺錢。
兩個“不輕易”
《21世紀》:你上任時,有近200家央企,國外很多專家和官員都驚訝地發問,國資委是如何管理這么多企業的?對此,你有什么訣竅?
李榮融:外界對我們的工作過程可能了解得不夠,我有一個很重要的風格,就是重大決策不輕易定,定了我不輕易改,兩個“不輕易”。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當中,我會耐心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這也逐步形成國資委的重要工作風格。這些年我們出臺了那么多法規、政策,沒有一個文件不引起社會重大反響,也普遍反映好執行。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兩個“不輕易”。
定了的事不能輕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你應該有這個自信,因為定的過程很嚴密,方方面面的意見都聽到了,近期的、中長期的利益都考慮到了,就不應該修改。反過來倒要做工作認真執行,所以我在國資委近八年,沒有強烈的聲音說國資委制定的政策不行。這些政策的社會反響也很大,因為我們的好多政策都是影響股市的,我們要對投資者負責,對股民負責,這不是空話,要表現在具體行動上。
《21世紀》:在外界看來,國資委主任要說服100多位央企負責人遵守規矩,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你當初是怎么做到的?
李榮融:跟這些央企負責人接觸,最重要的是尊重他們,因為這些人也負責管理很大的企業,當然也有的企業并不大,但基本原則是首先要尊重人,你以為你是國資委主任,就可以強制執行嗎?我對每一個企業領導都很尊重,你尊重他,他也會尊重你。
當然,國資委剛成立的時候,有些央企負責人心里可能會有想法,也不知道國資委要往哪里走,你李榮融有多大本事。那不管,我還得尊重他們,耐心聽取和說服他們。
國資委這些年的政策怎么執行下去,客觀講,很重要的是我們辦事講規矩、靠法規,我這個人辦事喜歡講規矩,所以國資委也是先有規矩后有行動。規范的好處是能形成合力。不管大小企業,都得按這個規矩辦,我們自己也要按這個規矩辦,所以既約束了別人,也約束了自己。
《21世紀》:那會不會得罪人?
李榮融:我得罪的人多了,但我認為平息這些人內心不滿的關鍵是什么呢?就是政策要對所有人一致,盡管開始有人不高興,但發現你是嚴格按照所出臺的這些制度、政策辦事,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他心理就平衡了。就怕你對我這樣,對他又那樣,那就不好辦了。所以我這個尺度把握得很嚴,不管誰,一視同仁。
央企考核分等級,剛開始也有央企負責人說情的,有的企業上年是A類企業,今年考核降到了B類,找人跟我說情:榮融主任能不能把
我們企業往前再推一下到A類?也有人方方面面找人打電話說:榮融同志你是否再看看這個企業的情況,人家工作得不錯。我說這事都按已定規矩辦,不能松。松了就沒規矩了。
我們對央企考核,不光是比誰營業收入增長得快,還要比進步的質量高低,我知道這樣考核對央企壓力很大。我對A類企業控制得比較嚴,因為A類就是榜樣,最多20%-25%的央企能進入A類企業,多了就不叫A類了。B類和C類占絕大多數,D類那當然也是少數了,如果大部分都是D類,那我就有問題了。
第一年考核,有兩家企業是D類,這兩家企業負責人,上午開完會,中午飯都沒吃就回去了。他們說,我在這里吃不下飯,回去也吃不下飯。
《21世紀》:從來沒有松過?
李榮融:從來沒有,我不會這樣做。我會反過來打電話問他,數據有沒有錯漏?其實我知道不會有錯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數據沒有錯漏,我說這個你得諒解了,你數據在哪一類就是哪一類企業。所以一般我出臺的規章制度他們都知道沒有什么好討價還價的,就按這個辦!否則,不可能把100多戶企業統一到國資委這個旗下來。我們的口號不是空的,因為我都跟他們簽責任書。
重視改革規律
《21世紀》:你常常在各種場合強調“規律”二字,你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規律是什么?
李榮融:我帶領國資委工作了8年,我體會不管是民營企業,不管是股份制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都要遵循企業發展的規律。
我想任何事違背規律,總不會成功,甚至于還要被規律懲罰。今天我們國有企業要想辦好,也必須按企業發展規律辦。要說這幾年我們國有企業有點變化,實際上就是我們有意識地去努力按照企業發展規律辦。
國有企業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律,就是要踏踏實實有責任去搞主業,搞主業的錢來得踏實,搞非主業不是投資,是投機,你去搞自己不擅長的業務,不是投機是什么?
搞企業的規律,有很多內涵,我總結成三句話:決策要科學、執行要高效、監督要有效。
《21世紀》:自國資委成立以來,我國國有企業迅猛發展,有哪些經驗?
李榮融:我卸任后,不少企業領導跟我說,“跟國資委在一起這八年,不說別的,但至少有一條,我們知道怎么搞好國有企業”。
回顧這幾年的探索與實踐,我有幾點初步體會。一是堅定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毫不動搖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必須時刻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歷史使命,堅定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毫不動搖、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
二是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資委嚴格按照《企業國有資產法》、《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要維護好所有者權益,認真履行職責,該管的堅決管住,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三是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搞好國有企業。要搞好國有企業,必須遵循企業發展規律,通過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促進國有企業加快發展。要有一個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協調和制衡機制;要層層落實責任,形成責任落實和壓力傳遞的工作機制;要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創新,強化監管,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要切實加強管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不斷提高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競爭能力。
四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實現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都是市場競爭的主體,都要遵守市場競爭的規則,按照市場規律去運作。要在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同時,積極吸收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支持國有企業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合作,共同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貢獻。
國企要有控制力
《21世紀》:你多次提到國有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但這樣給你的反對者以借口,他們認為國有企業代表國家意志,不是純粹的市場行為,你怎么看待這一質疑?
李榮融: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擔任國資委主任后,我終生奮斗的目標是培養30-50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有這些強大的國有企業,中國一定是強大的。如果培養不出來這樣的企業,我認為即使中國富有了,也只能算是富國,而不是強國。你說中東一些石油產出國富不富?富。但強不強?談不上。這是一樣的道理。
我一直強調國有企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國資委成立后,國企的責任感樹立起來了。原來國企沒有責任,說到哪兒算哪兒。我們的責任是什么?就是黨和國家、人民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辜負希望,這是我一直想要努力奮斗的。目前,我認為在關鍵時刻,國企的責任體現得不錯,比如說雨雪冰凍災害、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建國60周年大慶和上海世博會等。
國有企業是國家競爭力的代表。因此國有企業要有控制力,就是在國家需要控制的領域,一定要控制得住,如果失控了,國家要出大問題。
《21世紀》:有人認為“十二五”期間國企改革的重點是對央企母公司作為重點改革對象,除了少數特殊行業的國有母公司和那些專門用于持有國有股的平臺性公司之外,母公司要全力推進以股權結構多元化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機制商業化。對此你有什么觀點?
李榮融:一定會,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我們也主動在做市場化。我們逐步加大整體上市的比重,具備條件的,我們都鼓勵整體上市,到時候就沒有母公司了。現在集團公司這塊大部分是完全國有,但大部分資產都在上市公司,包括中石油、中石化。
整體上市這一定是一個方向,我認為將來國有股權比重將逐步下降。比如,100塊錢全是國有的,本事太小了!如果能用5塊錢去調動其他95塊錢,資源配置能力更高有什么不好?